公元755年，九品小官李善德已经42岁了，他用尽积蓄加上贷款，勉强在京城南郊购置了一座宅子。
这是一座二手房，房龄十年。李善德在司农寺上林署任监事多年，他负责的是皇家园林，人到中年，他升迁无望，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一起好好过日子。
虽然贷了款，但毕竟生活得到了改善，夫人和女儿的生活质量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新宅虽在郊区，但取水用水更方便了，“夫人日常洗菜浆衣，不必大老远去挑水了，七岁的女儿热爱沐浴，也能多洗几次澡。”
但李善德的美好生活还未来得及开始，一切都被打破了。
李善德被同事算计了，一份文书被假造，表面是“荔枝煎”，其实底下是“荔枝鲜”。就这样，李善德成了送命的“荔枝使”。
公元755年3月，李善德领命从长安出发去往岭南，并在杨贵妃生辰的6月26日，李善德完成了任务，将新鲜荔枝成功送到了。
可是，善良的李善德完全没想到，自己完成了任务，才刚是一个开头。
右相杨国忠一看这件事还真有人完成了，他立刻想到这可以从中牟利，从而逼迫李善德每年都要去岭南。
李善德这一路走来，看到了背后的腐朽，他对着杨国忠怒吼。
右相可知道。为了将这两坛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城，在从化要砍毁多少成树？三十亩果园，两年全毁。一棵荔枝树要长二十年，只因为京城贵人们吃得一口鲜，便要受斧斤之斫。还有多少骑手奔劳涉险，多少牧监马匹横死，多少江河桨撸折断，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
就这样，李善德彻底得罪了杨国忠。
李善德得罪了右相，但高力士为了制衡杨国忠的势力，从中斡旋，李善德被保下了性命，全家流放岭南。
李善德虽然在那一路上感受到了集团腐败，民不聊生，但他并没有上帝视角可以预见遭难。
就在李善德被流放岭南后的公元755年12月，安史之乱开始了。
唐玄宗晚年昏聩，沉溺享乐，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导致朝纲混乱。李林甫为巩固相位，刻意提拔无行政能力的胡人将领，如安禄山），削弱节度使对相权的威胁。
杨国忠为取代李林甫，多次挑衅安禄山，激化矛盾，成为叛乱的直接导火索。
安史之乱后，盛唐迅速衰落，这场叛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盛唐时期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不复存在。
杜甫写下了“国破山河在”这样的诗句。
科举制度因政治腐败失去选拔功能，寒门士子晋升无望。
安史之乱后，唐朝虽延续了150年，但已沦为“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 盛唐的繁荣、统一与自信，至此一去不返。
李善德因祸得福，流放岭南远离了朝堂，躲过了安史之乱。
叛军攻陷长安后屠戮百官，而他在岭南保全了全家性命。
当长安沦为人间地狱，昔日同僚生死难料时，远在岭南的李善德和家人反而因“流放”获得了安全。这是一种极具讽刺性和历史偶然性的“福气”，充满了黑色幽默感。
李善德的生死荣辱完全系于权贵的一念之间，深刻揭示了小人物在权力结构中的极端无力感。
马伯庸没有停留在“小人物逆袭”的爽文层面。他通过李善德的遭遇，犀利地揭示了人性复杂性。
李善德不是完美的英雄。他有知识分子的执着，有小吏的谨小慎微，也有在巨大压力下对规则，比如对符牒行贿的妥协。
“因祸得福”的结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个体最大的“福气”竟源于被流放。
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让李善德德这个因祸得福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而非简单的“善恶有报”，凸显了历史洪流中个体的荒诞与渺小。
盛唐的衰败，始于权力顶端对民力的挥霍，而小人物的命运则如同荔枝般，在时代的冰山下偶然鲜甜，终究难逃腐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