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历史作家马伯庸小说改编的剧集《长安的荔枝》于近日上线后，以浓烈的色彩、创新的架构、丰富的群像引来颇多称赞。
与《长安十二时辰》背景相似，《长安的荔枝》的悬念同样围绕风雨欲来的玄宗朝，同样建构了波诡云谲的权力生态。
不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古装剧，马伯庸的故事里虽然也有帝王将相，但他共情的对象始终是普通人，是真正组成了历史的芸芸众生。
推陈出新的史观
马亲王IP有一个特质，即依托大众的共识，对史实进行通俗易懂的复原。有句话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努力，就是在“其一”的基础上建构“其二”。
例如大家都知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给贵妃运荔枝的过程究竟有多少波折，又是什么样的人在承担代价，在以往的认知中则是空白一片。
又例如大家都听过唐人审美偏好体态丰腴，却不知道唐朝“以胖为美”的逻辑，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的体型和阶层直接挂钩。在穷人普遍吃不饱饭的年月，胖是一种专属富人的特权。以胖为美的背后，其实写满了明晃晃的生存焦虑与暗戳戳的物质崇拜。
由此可见，历史流传的过程中既有大量留白，又不免产生误会。
一方面，对此填补和澄清的过程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人的先入为主又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决定了推陈出新需要广博的掌故积淀与高明的叙事技巧。
马伯庸则深谙这种创新之道。即清楚共识而不满足于共识，积跬步，聚小流，日拱一卒，循序渐进，终以新共识取代旧共识，为僵化的印象赋予可能性，还事情本来面目。
继《长安十二时辰》阔别六年之后，在原班主创打造的《长安的荔枝》中，我们再次在一个传奇故事的演绎下进入了马亲王的唐朝。
疲于奔命的小卒
与《长安十二时辰》相比，《长安的荔枝》中的长安显得更加青面獠牙，故事的切入点，正是作为“职场牛马”的主人公的无奈遭遇。
如李善德作为一个擅长偏学的基层小吏，无论是他“明算科”及第的学历背景，还是他喜好钻研的文化禀赋，都没有在人际关系上带来加成。相反，这个上林署里唯一认真做事的人，平日被同僚边缘化，关键时刻被上司当作替死鬼。
同僚们虽不如李善德博闻强识，但也都大抵知道荔枝易腐烂，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因此从岭南往长安运荔枝，可谓是板上钉钉的催命活儿。既然李善德是单位的异类，和大家都玩不到一块去，那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在把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推进火坑之前，《长安的荔枝》有一处细微的妙笔。那就是作为单位领导的刘署令还是动了一丝恻隐之心，而这原本就有限的道德亏欠，随着旁人“言之有理”的附议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具体是怎么打消的呢？且看这句把活人说死的歪理——“李善德虽然救活了那些苗木花草，可也耽误了咱以后为此采买的理由啊，他这是把咱上林署变成了一潭死水。”
在一干同僚眼里，原来身边那个侍奉花草的闲杂人，还长期堵死了他们损公肥私的套利空间，于是就只有“今日不除更待何时”的道理。
再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郑平安，作为陪酒侍郎的他与主人公大异其趣，平日对权贵躬身示好，已经极尽谄媚之能事，但在靖安司兴师问罪时，又命如草芥，他必须在任务办砸后证明自己还有价值，否则下一秒就会人头落地。
这对欢喜冤家无疑构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李善德是死心眼儿、钻牛角尖的轴人，郑平安是会来事儿、八面玲珑的顽主，但在无远弗届的权力面前，他们的待遇似乎并无不同，都是大人物们案板上的鱼肉。
至于城门前被吊死的宋无忌，就更凸显了权贵把持下的长安的面目狰狞。
真实的长安本就有这一面，例如李善德下班后意识到被算计，背景已然临近宵禁，即便他当晚没有在官衙中晕厥，应该也不能赶回家去。否则，电影《妖猫传》里秦昊饰演的金吾卫，可以当街对他实施棍棒惩戒。
作为《长安的荔枝》故事背景板的里坊制与宵禁制，都是以往古装剧鲜有涉及的唐代社会管理系统的冰山一角。
这种压力和紧迫感，在同为马伯庸原著的《长安十二时辰》中没有更多体现，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前作的背景落在上元节，是一年中少有不宵禁的日子；
二是前作人物的身份更高阶，而《长安的荔枝》中的角色则更加平民、更加打工人、更加“牛马”。
所处生态位不同，对同一个社会的感受也就不同。
具体到《长安的荔枝》，李善德们包含“班味儿”、职场黑话和办公室政治的“社畜”经历，无疑更容易被当代观众共情。
毕竟比起公司，中式的职场更像朝廷。你以为你在做事，其实很可能是在侍君。只有领导可以当甩手掌柜，牛马则不仅要对方案落地贯彻始终，还要懂得揣摩上意，提供不可或缺的情绪价值。
至于人到中年的观众，则有概率会对李善德贷款买房的因果感同身受：由于债务在身，所以肩上的缰绳丝毫卸不得，哪怕往长安运荔枝也在所不辞。
这种负重前行的生存状态，真正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穷奢极欲的盛唐
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个时刻给予李善德们压力的唐朝，更接近那个被谬传已久的盛世。
对普通人来说，皇权之下其实从无盛世。在这一点上，唐朝非但不是例外，还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即对作为制衡力量的贵族权的弱化。
历史学家姜士彬（David Johnson）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中写道：“《唐律疏议》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人们的地位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国家所褫夺，以及在国家的视野中，不再存在任何精英的社会集团。”
就在这部成文法典颁布前后，李家通过一场科举制，消除了汉魏六朝以来的任官途径，以至于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到了大权独揽的玄宗朝，鉴于旧的田赋制度运行不畅，李隆基便增设大大小小的财政使职，这正是剧中李善德“荔枝使”的背景。
在《长安的荔枝》中，接下烫手山芋的上林署监事李善德，是被折腾的对象；而在真实的玄宗朝，被转运使、劝农使、租庸使、出纳使、铸钱使等间接税务的征收者们折腾的，则是平民百姓。
这些手握全国性或地方性经济事务摊派大权的特使，凭借奉旨敛财的底气，所到之处自然是横征暴敛，雁过拔毛。剧中那位右相，鼎盛时就身兼40多个使职。
至此，《长安的荔枝》的主题可作如下阐述——百姓们尚未吃饱，贵人们却想吃好，满足不了贵人们的口腹之欲，就得有人吃不了兜着走。贵人啖碎的是荔枝，可运送荔枝的鬼门关前，一路都免不了“吃人”。
在李善德的遭遇中，无论从岭南运荔枝去长安的计划多么荒诞，多么奇葩，多么不切实际，都不会有人提不同意见。毕竟发号施令者的权威，此刻已然不受任何约束。
用内侍鱼朝恩的话说：“圣人口含天宪，他说什么，咱们这些做臣子的，唯有应承的份。你想提醒他，莫不是你比圣人还聪明？”
非但如此，鱼朝恩等人还看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例如那句“没有他（指李善德），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活了”，就有一种非常时期敛非常之财的风范。
不过，错误的缔造者免于承担后果，并不代表错误从始至终不存在，只是不管它有多么严重，都被系统向下、向外、向他人强行做了转嫁。这一罪责递送与风险转嫁机制，害苦了我们的主人公李善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位者是没有权利犯错的，哪怕是一个微小的错误也不行，因为他们一个思虑不周，一个疏忽大意，一个想当然耳，就会造成消极的连带反应，就会批量生产不可逆的悲剧，就会给不计其数的无辜者带去灭顶之灾。
故事中毫不知情的李善德，就是“皇帝新衣”之下首当其冲的代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权力系统压力传导的具象化，看到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主人公的身上就变成了一座山。
圣人言出法随，手令在内庭转了一圈，右相摆摆手，厄运就传给了司农寺，司农寺不敢接，向下落入上林署，上林署职责所系，再无下家可落，作为最基层的李善德只得承担所有。
用李善德好友韩洄的话说：“皇帝诏令无可取消，那么最好能寻一只替罪羔羊，能把这桩差事接了。做不成，死了，才天下太平。良元兄可玩过羯鼓传花，你便是鼓声住时，手里握花的那个人。”
只要这样一种机制持续存在，每个人都可能沦为李善德。无论给荔枝保鲜这件事本身，是否还足以成为一桩时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