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朱塞佩·托纳多雷这个六月又来中国了，他将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对于托纳多雷，我们很熟悉他的代表作品，不过，翻来覆去把《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看十遍，可能还没办法让我们全面理解这位导演的内心世界。
《天堂电影院》
打开他内心世界的钥匙，是一部没有拍出来的电影，今天就来聊聊这部没有拍出来的电影——《列宁格勒》。
朱塞佩·托纳多雷
《列宁格勒》项目，不是托纳多雷创发的，托纳多雷首次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得知自己敬仰的同行塞尔吉奥·莱昂内计划在完成《美国往事》之后，执导一部名为《列宁格勒900天》的电影。
莱昂内的构想是基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同名著作，着重描绘列宁格勒在1941年9月8日至1944年1月18日期间英勇抵抗纳粹围困的历史。莱昂内这部未完成的电影因其雄心勃勃的开场镜头而成为传奇：一个连续的长镜头，从肖斯塔科维奇演奏《列宁格勒交响曲》开始，逐渐拉远，展现出被围困的城市和逼近的德国军队。
《900天:列宁格勒保卫战》
莱昂内未能拍出这部电影，而这部「不存在的电影」，犹如神话般存在，它是一个未实现的愿景，因其未曾经历实际制作的妥协和批评的检验，而保持着一种理想化的纯粹性。
1989年4月莱昂内去世后，坊间开始流传其他导演将接手该项目的消息，包括吉洛·彭泰科沃和沃尔克·施隆多夫。1994年，曾制作莱昂内西部片的制片人阿尔贝托·格里马尔迪直接邀请托纳多雷执导《列宁格勒900天》。
托纳多雷感到荣幸，但又被需要不断将自己的作品与莱昂内「幽灵」相比较的前景所困扰，他拒绝了格里马尔迪的提议，尽管后者坚持不懈。他重读了索尔兹伯里的著作，认为其内容过于复杂，足以拍成「一百部」电影，而非一部。他的拒绝是出于「责任感」，而非缺乏热情。
托纳多雷最初的拒绝，尽管项目备受尊崇且规模宏大，但根源在于塞尔吉奥·莱昂内投下的巨大阴影。他明确表达了对自己的作品与莱昂内那部「不存在的电影」的「完美无缺」相比会显得「微不足道」的担忧。
两年后，即1996年，格里马尔迪再次敦促托纳多雷重新考虑，建议他以自己的视角重读索尔兹伯里的书。托纳多雷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发现围城战的悲剧性甚至超过了索尔兹伯里的记载，苏联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万。这种更深入的理解激发了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愿望。
后来，美杜莎影业，特别是马里奥·斯佩达莱蒂和卡洛·贝纳斯科尼，在《海上钢琴师》成功之后，主动联系托纳多雷，提议他执导《列宁格勒》这部「伟大电影」。托纳多雷对项目的复杂性持谨慎态度，提议进行为期一年的资助研究，包括前往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采访幸存者并收集文献。
《海上钢琴师》
从2001年初开始的这段时间，他翻译了107篇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论文、书籍和日记，并与丹尼尔·格拉宁和尤里·伊万诺维奇·科洛索夫等顾问合作。
托纳多雷最初的犹豫，并非因市场条件变化而消除，而是通过一个深刻的、沉浸式的研究过程得以克服。他不仅仅是阅读文献；他亲身体验了这个主题，会见幸存者，收集日记，感受这座城市。
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托纳多雷构思了三个潜在主题：《列宁格勒事件》（斯大林在围城后的大清洗）、一个以大提琴家为中心的家庭故事，以及一部关于围城期间拍摄宣传片的电影。
美杜莎影业最终选择了家庭故事，聚焦于大提琴家维拉、她的孩子瓦迪姆和妮娜，以及他们为生存而奋斗的经历。这种叙事方式使得电影能够探讨在恐怖背景下个人悲剧和人类精神的普适主题，并融入了列宁格勒电台节拍器的声音等元素。
妮可·基德曼对扮演维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埃尼奥·莫里康内也开始为配乐作曲，尝试使用撞击的铁弹簧等独特音效，以捕捉电影的残酷现实。剧本由托纳多雷与马西莫·德·里塔共同创作，初稿长达170页（超过三小时），经过了大幅修改后，目标时长锁定为2.5小时。
托纳多雷选择家庭故事而非「列宁格勒事件」（一场复杂的政治审判）或元电影式的「戏中戏」概念，这一决定体现了艺术上的战略考量。
他选择聚焦于维拉家庭的个人化、亲密挣扎，而非宏大的政治或知识分子叙事。这种方法使他能够通过观众易于认同的角色，探索生存、牺牲和人类韧性等普适主题，使围城战的巨大悲剧更具感染力，并在情感上触动全球观众。
这是历史电影制作中常见的策略：将宏大的历史事件根植于深刻的个人化、人性化的故事中。斯皮尔伯格和波兰斯基也运用过类似手法，这种方法能使复杂或遥远的历史背景更具共鸣和商业可行性，因为它允许观众产生认同感和情感投入，即使处理的是敏感或政治性强的主题。这展现了导演在艺术愿景和观众可及性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
《列宁格勒》的初步预算估计高达8000万欧元，这还不包括演员费用，如果加上明星阵容，可能超过1亿欧元。这个数字让制片人「感到恐惧」。
尽管通过剧本修改（删减50页）和增加数字后期制作来降低成本，但预算仍然居高不下，约在6000万欧元左右。重建涅瓦大街、管理瘦骨嶙峋的群众演员，以及在极度严寒条件下拍摄等复杂因素，都大大增加了成本。
围困中的列宁格勒
托纳多雷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例如描绘瘦骨嶙峋的角色和重建宏大的城市景观，直接导致了「天文数字」般的预算。他拒绝为了迎合标准娱乐电影时长而简化叙事，认为要展现角色「逐渐坠入地狱」的过程需要时间。
美国各大制片厂（华纳、福斯、索尼、安培林、米拉麦克斯、焦点影业）虽然赞扬了剧本和妮可·基德曼的加盟，但始终拒绝共同制作，理由是预算过高和影片时长过长。戈弗雷多·隆巴多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核心问题：「美国人不会为这样一部战争片投入一美元，因为片中的救世主不是他们，而是共产主义者」。托纳多雷的剧本，与莱昂内最初的构想不同，没有美国角色，这一基于历史真实性的决定被证明是「背叛性的打击」。
隆巴多坦率的评估揭示了好莱坞在大型战争片融资决策中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偏见。拒绝投资一部非美国（特别是共产主义）势力作为主要英雄的叙事，表明了市场驱动下，偏好符合美国国家认同和历史自我认知的叙事。这不仅仅是商业风险问题，更是主导文化产业中全球历史意识形态框架的问题。
尽管主题与俄罗斯历史相关，但俄罗斯方面的联合融资从未实现。
1942年4月1日，封锁期间涅瓦大街上的人们
托纳多雷观察到俄罗斯官员表现出模糊的困惑和不信任，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不向国际观众展示他们生存的残酷方式。他推测，俄罗斯人可能不愿重新揭开深层伤口，或讲述其历史中如此悲惨的篇章。甚至一位提出全额资助的寡头，也要求由其不合适的妻子担任主角，但托纳多雷拒绝了这一要求。
俄罗斯方面未能完全接受《列宁格勒》项目，表明对于这样一个痛苦而英勇的事件，尤其是一个连斯大林本人都曾试图抹去记忆的事件，俄罗斯人深感不适，不愿其被外部解读或商业化。某些历史事件在一个民族的心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的呈现，特别是面向国际观众的呈现，会充满未言明的规则和保护性本能。这可能导致全球历史叙事中的空白，某些故事因集体创伤的重压而未被讲述或仅限于内部传播。
1941 年 7 月，列宁格勒的妇女们正在挖掘反坦克壕沟
制片人还对「托纳多雷效应」心存顾虑，即他过去有超出预算的倾向，这在《海上钢琴师》中有所体现。这种看法加剧了他们的犹豫。漫长而徒劳的融资尝试导致了制片人疲劳和一个「令人筋疲力的时期。美杜莎影业，尽管最初充满热情，最终也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托纳多雷本人也表达了陷入泥潭的感觉。
在《列宁格勒》长达五年的开发过程中，托纳多雷一直因列宁格勒围城战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间普遍存在的混淆而感到羞辱、愤怒、恶心和不安。这种误解在电影行业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中普遍存在，尽管他不断努力澄清。
许多人认为他正在制作一部类似于让-雅克·阿诺的《兵临城下》的电影，而该片最近上映且票房不佳，这导致人们认为托纳多雷追求一个类似且不成功的项目是疯了。
《兵临城下》
这种普遍存在的无知反而增强了托纳多雷制作这部电影的决心，他认为电影的功能不仅在于娱乐，还在于提供信息。他相信，列宁格勒围城战，尽管军事意义可能较小，但具有巨大的人类学、人道主义和哲学价值——这是斯大林曾试图掩盖的「人类的伟大教训」。
他明确将电影命名为《列宁格勒》，以对抗这种混淆，履行向公众告知被压抑的历史真相的道德责任。
制片人，特别是美国制片人，建议对剧本进行修改，例如让维拉的丈夫米哈伊尔在剧本中途不死，以吸引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样的大牌明星。他们还要求在悲剧故事中加入更多讽刺和情感。
托纳多雷坚决抵制这些修改，认为围城战的真实悲剧需要时间来展开，不能在不损害电影意义的情况下被操纵或美化。他甚至尝试加入一个场景，描绘孩子们在轰炸中观看卓别林《淘金记》时发笑，但他拒绝从根本上改变叙事的悲剧核心。
经过多年的拉锯战，并意识到项目陷入泥潭后，托纳多雷决定放弃《列宁格勒》，放弃了报酬，但保留了剧本版权。他曾有句名言：「正如我常说的，导演的职责就是构思和创作故事，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它们放进抽屉里。当电影真正拍出来时，那只是一个意外」。
《列宁格勒》的失败是大型国际合拍片固有复杂性的一个典型案例。该项目面临着多重问题的汇合：高昂的成本需要多国投资、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例如，美国叙事偏好），以及驾驭不同文化敏感性（俄罗斯的「羞怯」）的挑战。跨越各大洲不断进行的「调解」和「重新评估」预算的需求，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皮斯卡廖夫公墓
《列宁格勒》项目试图利用电影融资的「全球公域」，寻求来自意大利、美国、俄罗斯乃至可能来自中国的资金。它的失败凸显了这一全球体系内部的重大裂痕，其中，国家和商业利益的多样性，而非纯粹的艺术价值，往往决定着项目能否推进。未能弥合这些鸿沟，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英雄」的意识形态鸿沟，揭示了当文化叙事受到影响时，纯粹经济合作的局限性。
《列宁格勒》的失败表明，挑战主流历史叙事或涉及政治敏感主题的项目，可能难以找到真正的全球资金来源，从而导致国际电影内容趋于同质化。
托纳多雷承认，莱昂内未完成的《列宁格勒》之所以「完美」，正是因为它「不存在」。这一观点也延伸到他自己未完成的《列宁格勒》：通过留在抽屉中，它避免了制作的妥协和已完成作品不可避免的批评。已出版的剧本让观众能够以其未受污染的形式接触这部「看不见的电影」。
托纳多雷明确指出，他的《隐秘》（2006年）诞生于「《列宁格勒》的灰烬之上」，成为一个「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项目。他注意到两者在主题和选角上的相似之处，例如一位经历长期磨难的女主角、一位俄罗斯女演员（克谢尼娅·拉帕波尔特），以及其电影中不同寻常的暴力程度。这种「一个儿子的牺牲」让另一个得以生存。
《隐秘》
《列宁格勒》的失败并非终点，而是《未知女郎》的「催化剂」。
托纳多雷于2018年出版了《列宁格勒》剧本，表达了挥之不去的遗憾。他指出，2020年代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得该项目「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因为其关于一座被敌人包围的城市的主题意外地与时事相关。他哀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位哥哥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死于饥饿和疾病的悲剧性讽刺，这进一步凸显了其当代共鸣。
《列宁格勒》的故事，作为一部「看不见的电影」，深刻地教导了电影行业关于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地缘政治对文化产品的影响。它也显示，即使是未完成的作品，也能在历史和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持续启发和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