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声明的是，我是一个糟糕的影迷。
我还记得70年代布加勒斯特的一些电影院，当时我还年轻，无法把戏剧和电影区分开。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改变了我的电影，以及我看这些电影的电影院。
第一家是罗马尼亚电影中心（The Romanian Cinematheque），当时我20岁，看的电影是路易斯·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1962）。
《泯灭天使》（1962）
它改变了我对电影的看法，因为我一直喜欢绘画，想当然地认为电影是一种庸俗的艺术，对观众来说，看电影就像看足球比赛。我去电影院看过一些壮观的电影，比如《星球大战》（1977）和《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1980）——后来他们不再从西方引进这些电影了。所以看《泯灭天使》的时候，我心想，「哇！我没想到电影还能拍成这样。」
《星球大战》（1977）
我不是自己决定要去的，是一个朋友邀请了我。我来自布加勒斯特郊区的一个贫困家庭，离开我的社区到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去那里看电影，你肯定是爱上了（电影）。很多人都爱上了电影。
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社会存在某种分层。我们似乎有这样一种文化，资产阶级电影观众是电影世界的上流。它将我拒之门外。我来自一个无产阶级家庭，所以和我当时认识的电影中心的会员之间有一些隔阂。这不仅仅是我思想的投射。从人们说话的方式就可见一斑：「你看过《七武士》（1954）吗？居然没有？简直是耻辱！这可是黑泽明！」
《七武士》（1954）
所以迈出第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慢慢地发现了更多这样的电影——我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了。你走进电影院之后，很快就会意识到，没有狗会咬你，也没有怪兽躲在那里。
后来在电影中心，我看了《少妇怨》（1959）和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1977）。这些观影经历改变了我对电影的看法。
《少妇怨》（1959）
事实是，电影中心总是人满为患，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时期。有些人买了票，然后以两倍甚至更高的价格转售。总有人会买的！
这是逃离黑暗的一种方式。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冬天没有正常的供暖系统。室内很冷，你需要穿着大衣看电影，水汽会不断从你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来。
但也有很多真正的影迷，包括年轻人和来自布加勒斯特艺术学校的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影迷和电影之间的关系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我记得当电影中心放映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1979）时，那里排起了长队。看塔可夫斯基的最新作品很重要。而且有一种必须起立肃穆的感觉。他是80年代罗马尼亚电影界的教皇。还有布努埃尔、黑泽明，尤其是几位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维斯康蒂、费里尼。但不包括希区柯克。因为希区柯克——我喜欢希区柯克，也非常迷恋他——像是上帝，但仍然是人。
《潜行者》（1979）
如今，罗马尼亚观众主要对爆米花大片感兴趣，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观众一样，罗马尼亚电影中心几乎空无一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观众）消失了，也许是死了。
在90年代，许多本土企业家开了酒吧和餐馆。
在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的屋顶上曾经有一个地方叫La Motoare，意思是「引擎」，因为在屋顶上有一些引擎，一个曾经在罗马尼亚电影中心工作的老好人常驻在那里。他会在一面大墙上放映电影，就像在空中的电影院。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看电影、喝酒、聊天。那是非常美妙的时刻，但这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改变和重建了国家剧院。
后来我去了日内瓦读电影学校，那里有一家叫作格鲁特里（Grütli）的电影院。和所有西方电影院一样，这家电影院里也有一个咖啡馆。
有趣的是，他们采用了传统的模式，往往会把影片分成上下两部分，即使它是一部90分钟的电影。影片放到中途会停顿下来，观众可以出去聊15分钟，吃个冰淇淋，抽根烟，喝杯啤酒。这是我很喜欢的。
我在日内瓦读书的时候，电影基础很差。当我决定转到电影系的时候（译者注：普优就读的学校是瑞士日内瓦视觉艺术高等学校，一开始他修习的是绘画），我开始每天看6部电影。有一家录像带店叫卡洛夫——是以波利斯·卡洛夫的名字命名的，我会去那里一次性看6部电影。
我通过录像带看了《巴里·林登》（1975），为之惊讶。几个月后，格鲁特里也要放映这部电影，但我当时住在洛桑。我想，如果我去看电影的话，会赶不上回家的火车，但我最好去看至少两个半小时然后提早离场，而不是根本不去。《巴里·林登》对我很重要。我对这部电影的变焦镜头存有异议，但它仍然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巴里·林登》（1975）
2000年我去英国拜访我的阿姨——她住在中部地区，距离诺丁汉大约有20分钟车程——那里有一家影碟出租店，因为我此前读过的一本书里提到了让·厄斯塔什和《母亲与娼妓》（1973），所以我租了这部电影的录影带回家。这盘录影带现在仍然保存在我家里。
《母亲与娼妓》（1973）
不久后，我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法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亨利·保罗发起了一个电影计划，让导演选择一部法国电影在法国文化中心放映。我选了《母亲和娼妓》。当我在大银幕上观看时，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电影院里人满为患。还有人站着观看。令人难以置信。
你无法看到DVD版或蓝光版的《母亲与娼妓》。显然导演的家人不同意授权，这真让人难过。所以一方面电影院在倒闭，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为了赚钱而停拍电影。我有它的录影带，但已经没有录影机了，所以它只是一个作摆设的物件。
就像我说的，我从来都不迷恋电影院，但是喜欢在电影院看的电影。如果有一部对我很重要的电影，我要去电影院看，不管屏幕大小。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那些和电影有关的事情。影像和声音。
在共产主义时期，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停止进口电影，但与此同时，录影机也在蓬勃发展。
在国外有亲戚的人可以代购录影机，所以在我住的小区里，你可以花50罗马尼亚列伊连续看五部电影。
我叔叔就有一台录影机，我们在他家第一次看了《万世魔星》（1979）。贾木许、阿莫多瓦、斯派克·李和格林纳威的电影是在电影院看不到的。所以它们只能靠这样的方式流通。
《万世魔星》（1979）
政权更迭后，他们开始把许多电影院改造成酒吧或其他设施。我们曾经有450家电影院；现在，包括多厅影院在内，大约只剩下了100到120家。其中又只有30家左右的传统（单银幕）影院存活了下来。
我认为这是因为在80年代人们沉迷于电视和用录影机观看电影。电影院成了人们观看韩国、中国、俄罗斯、捷克或罗马尼亚宣传电影的地方。你去那里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为了和一个女孩或男孩在黑暗中呆上两个小时。比如《天堂电影院》（1988）。但对于电影来说，录影机取代了电影院。
《天堂电影院》（1988）
我认为这是一个教训。罗马尼亚现在也有Netflix、HBO、Mubi和其他很多在线平台。你可以在家里喝杯咖啡、红酒或啤酒，看世界上所有的电影。这种体验很舒适，声音很棒，也不吵。在布加勒斯特的电影院，人们一直开着手机，提示音不断。恐怕电影院很有可能会消失。也许有些会幸存下来，变成歌剧院那样。它将会消亡，人们可能只会去变得越来越少的电影院里观看作为特别放映的老电影——而且是供那些有能力买票的人观看。
疫情爆发之后，我很乐观，但我相信世界将发生巨变。
我们没有在罗马尼亚发行《马尔姆克罗格庄园》，因为电影院还没开门。我对我的妻子（也是影片的制片人安卡·普优）说，「也许在网上发行这部电影会更好」——我其实不想这样，但我也没那么在乎，因为有比一部电影的发行更严重的问题。
《马尔姆克罗格庄园》（2020）
我担心的是，即使电影院开门了，人们也不会毫无畏惧地走进电影院。我认为这段时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考验，也是对电影院的考验。
我不确定。我很不擅长预测。也许这需要时间，一两年后我们会再次和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剧院比电影院古老，人们仍然会去剧院。你仍然可以在商店里买到黑胶唱片。
适应性的本能既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例如，你无法想象尚未存在的事物。就像博尔赫斯说的，所有神奇的东西都是由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的元素构成的，否则你无法想象它们。也许那些用他们的智慧、天赋、直觉和灵感来塑造这个世界的梦想家们会想出一些东西来取代电影。世事难料，因为电影院也不过100年左右的历史而已。100年不算什么。
《马尔姆克罗格庄园》（2020）
话说回来，我一开始学的其实是绘画。我不是那种从小就梦想成为导演的导演。我一点一点地发现了电影。我非常喜欢电影，我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但我年轻的时候主要在看书，而不是看电影。所以我认为电影结束后发生的事情，和电影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人们可以谈话、讨论和争辩，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问自己的问题是：人们见面的公共场所会（因为疫情而）永远关闭吗？这种文化会消失吗？城市、小镇的集市——广场、露天市场：这一切会发生改变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存在于我们DNA里的东西。
电影包含了电影本身加上关于电影的讨论；一本书包含书本身加上关于这本书的讨论。当我喜欢一本书的时候，我会去书店买10本、20本、50本作为礼物送给朋友，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它。
我很乐观。我相信人们很难打破这个习惯。在每一种社会模式中，都存在着某种地方，人们在那里相遇、交谈，交换思想、感受和情感。无论社会结构如何，总会有这样的地方，有富人，也有穷人。甚至剧院的结构也是这样的，有贵族的坐席，也有穷人的坐席。
我认为这种模式的惯性太大而很难改变。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我不是很喜欢惯性这个词，但我相信这不是一种奢侈品：它根植于我们最私人的结构中。它是我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