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采访了周轶君，同事有一天刚到办公室，就找我聊起了她导演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他乡的童年》第二季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这是我本该熟悉的同事，但除去工作之外我们鲜有交流，很少聊到孩子和家庭。她的孩子两岁半了，她似乎对“成为母亲”这件事还是有点怀疑和不适应。聊到纪录片的最后一集，她的语速越来越快，有些激动。
这集讲述的是带孩子去泰国求学的父母们的故事，也是季终集。一群“为了下一代更好”的父母，带着孩子一头扎进另一种环境。他们自己也要和孩子一样，重新建立起新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失控，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找到那个理想中的生活。
周轶君最后采访了一位带着妻儿去泰国的父亲，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主动退出了之前选择的轨道，出家了。
“我出发的时候也没有想到那个要找的方向是什么样子，”这位穿着僧袍的父亲坐在禅院廊亭里，和周轶君聊起自己的选择，“来到这边（泰国）之后，就比较清晰了。那个东西好像不在‘外面’，不是环境啊，或者说哪种教育是我们要的。要解决某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好像跟外界有关系，但是关系不是那么大。我在没有出家的情况下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局限，自己的胸怀、爱不够，总是想去塑造他（孩子），总是想干预他的成长。”
周轶君问：“您是不是觉得家长好多时候有好多执念？”
“我觉得不是‘好多时候’，基本上时时刻刻都是。你会做很多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孩子也是人，大人也是人。同样一个人，今天好，明天可能就坏，后天可能又变好了。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般说信佛修行，叫‘大丈夫’‘大英雄’，就是你要勇敢一点，勇敢干什么？勇敢看自己。”
正是这样一段对话，给同事冲击很大。成为母亲之后，她更加清晰地感知到，那些无法摆脱的、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执念。她说：“我们每个人好像都有为孩子设定的剧本，但实际上，孩子也有自己的剧本。”
《他乡的童年》系列在五年里拍摄两季，每一集去往一个地方：日本、芬兰、英国、以色列、德国、法国、新西兰、印度、新加坡、泰国……人们或许希望从中找到用以应对一些问题的他山之石，但周轶君没有给出答案。
（图/《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纪录片结束在周轶君行走在寺庙里的画面，巨大的闭目佛首安详地散落在院落中，留下的是一个终极问题：“我要去往哪里？”
对于周轶君而言，行走是一种常态。她的第一本书《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中，序言的标题就是《飞去母亲不知道的地方》，年轻的她不敢告诉母亲自己将要前往战乱之地。到了中东，在空袭和恐怖混乱的枪击之中，她开始关注儿童。
放风筝的孩子、被战火吓哭的孩子、电台里放声歌唱的男孩……在书中，她还记录了自己参加巴勒斯坦儿童的葬礼。当年的数据显示，96%的加沙儿童因受战争场面刺激而患有心理疾病。
这段经历是《他乡的童年》的序章。后来，越来越多人因为《锵锵三人行》认识了作为记者的周轶君。制作《他乡的童年》，周轶君也是带着“国际记者”的意识和视野，通过童年与教育的角度，继续观察时代对我们的影响。2019年，《他乡的童年》首季播出，很多人借这部纪录片，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几年在社交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家庭与教育的热词，如“重新养育自己”和“原生家庭”。人们仿佛不约而同地，都有了一种“向内看”的自觉，审视自我的成长轨迹，重新整理和家人的关系。有人看到了爱，有人感受到的是恨；有人觉得知足，有人觉得亏欠……
在这些讨论翻来覆去、沸反盈天之时，周轶君找到了一扇窗口，游走世界，尝试向外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2025年5月19日，尼泊尔辛杜利区的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图/视觉中国）
她在日本看到集体的呵护，在芬兰看到无拘无束的自由与尊重，在法国看到言语之中暗藏的力量，在德国看到规则如何塑造一个国家，在新加坡看到“卷”背后的历史涌动，在泰国看到重启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
“向外看”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换一个环境，我们就会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吗？换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吗？
这部纪录片的每一集都是一面镜子
《新周刊》：如果向一个没有看过《他乡的童年》的观众介绍这部纪录片，你会怎么介绍？
周轶君：我觉得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会认为这部纪录片是很多面镜子，它的每一集都是一面镜子，不光是教育，它会从各个方面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成长的，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你知道这世界上的生命样貌有很多种可能之后，就会把一些事情看宽一点。《他乡的童年》不完全是一部教育纪录片，不是说有了孩子我们才要去看。
《新周刊》：纪录片的信息量很大，你们是怎样做准备工作的？
周轶君：我们有一个调研小组，大家会一起讨论，先把要去往的国家选定。我觉得这些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些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也会在教育当中反映出来，而且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启迪的，那我们就会先看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同时，我们的调研员会在当地找人了解情况，最后我们再讨论如何拍摄。
联系拍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德国，它对隐私的保护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我很尊重他们这一点。有时候联系拍摄对象是非常困难的，这些过程很漫长，那我们就要去死磕。
《新周刊》：关于这部片子，你们有收到一些印象深刻的反馈吗？
（图/《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周轶君：有一个在德国生活了十年的观众留言，说他觉得我们抓到了德国人对于犯错这件事情很宽容的特质。他还举了例子——在他的工作当中，他曾经出现过把客户A的资料发给了B的情况，他以为自己要被惩罚了，结果他的老板很宽容，说“谁没犯过错呢？”。他们是有一套补救措施的，这些错误也没有影响他升职、加薪。
我看到这样的评论就很开心，说明我们抓的这一点是对的，这位观众也给了我信心。我最开心的就是，观众真正理解你在做什么，理解你想表达什么。
世界很大，有丰盛的生命样貌
《新周刊》：说到第二季，我和很多观众一样，看新加坡这一集时感受复杂。新加坡的教育是一种非常精英或者说非常功利的教育，孩子似乎在小学就要承担很多上一辈都不一定承担过的重担。你在和那些父母交流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教育方式有些过分吗？
周轶君：我可能不会用简单的“过分”来形容。我在片子中也提到，每一个社会的运行，都有它自己的惯性。
新加坡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样的？其实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你不能简单地说“他们都太卷了”“他们都太疯狂了”。我们其实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或者说，他们能不能不这样？
我们得了解教育背后的整个原因——这也是我在片子里想表达的。首先你要看到新加坡人历史上的“艰苦奋斗”，因为他们的生存危机感是非常现实的。那么这种危机感，跟现在新加坡人的观念有没有冲突？他们又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图/《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新加坡也有一些教育专家对他们现在的教育持完全不同的意见。有一个专家说，小学阶段的成绩，或者说人生早期的学业，为什么能决定一个人这一辈子后面很多的事情呢？这根本不应该。
我想到我们在法国找到的一个幼儿园老师。我和他说：“中国有一句话叫‘三岁看老’，你怎么看？”他带的小孩就是三岁，他也能发现这些孩子不同的个性，可是他并不会和家长过多交流他对孩子未来的想法，为什么呢？他觉得，童年只是漫长人生故事的一个开端而已，他们都会变的。
所以你看，大家拥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我想这个片子就是帮助我们全面地思考这个问题的，就我来说，我真的不会去给他们下结论，说他们太卷了、他们太疯狂了。
回到新加坡，其实它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它有卷的一面，但是它的社会也挺朴实和包容的，新加坡也给不同的孩子提供了不同的上升路径，它对残障孩子的保障也是很让人感动的。
你不可能要求新加坡人都变成法国人，你也不可能要求芬兰人都变成新加坡人。所以我只能说，世界之大，宇宙之大，它有不同的、丰盛的生命样貌。
《新周刊》：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某些瞬间会让你回想起自己小时候？
周轶君：很多。应该说，如果没有拍这部片子，我都不会去想我是怎么长大的。
回想起来，拍摄过程中很感动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以色列拍摄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整个上学的过程当中，成绩好不好这件事会让我不自觉地评判自己。可是呢，当你读完大学，走入社会，你会发现你的考试成绩并不重要。这个时候没有人给你评分了，考试的标准突然消失了。当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你会回想自己的过去，很多事情是怎么回事。
2017年，英国威尔特郡。结束一天的课程后，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学校的学生在花园里玩耍。（图/Ian Berry）
包括后面在新西兰、泰国也一样。他们会觉得这个学生考不到好成绩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老师怎么不更多地帮助学生通过考试呢？
这时候我会想：他们为什么可以不用学习成绩来评判一个孩子？所以，通过这些事情，你会忽然发现，有那么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父母难免有很多执念，甚至时时刻刻全是执念
《新周刊》：泰国那一集里，曾经是陪读家长、最后出家了的“圆满师父”很有意思，他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很多父母对孩子还是有关于“阶层跃迁”的期待。
周轶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关于“阶层跃迁”的期待，这些父母还是对他们的下一代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个简单的信念，他们都希望自己下一代比自己好。
这些人都是中产阶层。他们再往上走，你说能走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的财富是要被使用掉的，如果下一代只是上了个比较好的学校，将来能怎么样，也不好说。所以我想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阶层的问题，而是通过孩子完成他们心中未完成的一个梦。
“圆满师父”这个人确实很有趣，他最开始是和妻子来泰国给孩子陪读的，禅修之后，出家了。后来剪辑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在采访时说的那句话。他说，他要是不出家，对他们的爱也不够，好多事情也觉悟不了。他的意思是说，父母难免会管太多，难免有很多执念，甚至时时刻刻全是执念。
其实他选择出家，等于他把自己“父亲”这个角色移走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给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自由空间。这个话说得很极端，你听了会觉得，怎么可能呢？爸爸怎么能不在呢？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我能理解他说的是什么。这当然取决于他原来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而且泰国很特别，他所谓的出家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孩子也知道他在哪儿，可以经常来找他，不是说见不到爸爸了，不是那样的。
（图/《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新周刊》：纪录片里面有几集的话题都是关于家长陪伴的。尤其是，女性在抚养中的角色，在不同文化中非常不一样，似乎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庭内部陪伴孩子的职责。
周轶君：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家庭，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的确实是这样——母亲对教育这件事情想得更多，甚至也可以说焦虑更多。
但是现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德国的女性就有较大的转变。这和历史有关，二战以后，德国专门有个词叫“德国妈妈”。
过去的德国母亲围着三个“K”转，那是三个以K开头的德语词：第一个是教堂（Kirche），第二个是孩子（Kind），第三个是厨房（Küche）。二战以后，大量男性因战争死亡，人口短缺，整个国家重建的责任就落在了女性身上，她们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从那之后，德国妈妈承担的社会责任就非常多。
今天你去柏林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是爸爸在推婴儿车。我们在德国拍摄了一个“儿童博物馆”，出来陪孩子的大部分都是爸爸。
《新周刊》：这部纪录片最终呈现的效果和收获的反馈，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周轶君：在拍摄之前，我没有做太多预估。因为虽然有个基本框架，但是在现场，哪怕是你已经联系好的一所学校、一个家庭，也可能会有很多意外惊喜。
比如说法国这一集。通过调研，我们知道法国人很在乎吃这件事，他们的美食很有名。所以我们想去拍他们的味觉教育，也会拍他们的艺术教育和哲学教育是怎么展开的——这些是有计划的。可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有的教育都指向一件事情——说话。
2020年，法国巴斯克地区。孩子们从索库阿堡垒要塞的顶部跳入水中。（图/Emin Ozmen）
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说话对于法国人这么重要，我们只知道法国人重视法语。但是在法国人看来，说话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很多东西。它意味着你是不是在思考，你的词汇量够不够，你是不是能够准确表达你的想法，你是不是一直在探索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所以，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新的线。这些看起来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哲学、味觉、艺术和教育，其实是一件事情，它们都体现了法国人在说话这件事情上非常用心。
这里面有他们的思考、追求和他们对于什么是“生而为人”的回答。然后你一下就理解了法国的很多文艺作品（像《追忆似水年华》），还有法国的很多电影是怎么回事儿，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为什么是那样的。
教育这件事，其实是整个社会样貌的一个底层逻辑。通过观察教育，你一下子就能明白，这个社会里的人是怎么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