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哈欠会传染吗？
用《走近科学》的方式解读，这个现象与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有关，属于一种模仿性行为；也可能是移情作用——移情能力强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打哈欠的影响。渐渐地，这演变成互联网又一鸡汤传说：容易被哈欠传染的人，一定很善良。
电影《东四十条》里有一场打哈欠的戏，导演詹涵淇（大豆）和覃牧秋（阿毛）每次看到，都会忍不住跟着打哈欠。这是第三种解释——我们更容易对熟悉的人打哈欠做出反应，因为我们与熟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更为紧密。
在这个春天上映的《东四十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部陌生的电影，所以也很难被“传染”。虽然它是2023年平遥国际电影展中深受影迷好评的“爆款”，但放到全国院线市场，这样一部“纳米级成本”的小电影，一般都会落入小打小闹式的“圈地自萌”。
《东四十条》豆瓣开分那天，大豆和阿毛正在参加主创对谈会，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王红卫一起聊天。
王红卫说，6.7分的分数和现在的票房比例，都说明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证明电影所辐射的范围已经越过影迷圈层，吸引了更广泛的普通观众。
（图/豆瓣截图）
“如果只在影迷圈里晃悠，分数可能会上7（分）。但我们不太在乎这个分数，毕竟就算是8分、9分的神片，也会有人不喜欢。”况且，大豆和阿毛还收获了“意外之喜”：《东四十条》的得分和同期上映的奉俊昊导演的《编号17》一样。
“我们和奉俊昊一个分数挺好的”，这颇有一种“咱仨真是太强了”的淡淡幽默感。正如他们自己对电影的评价：它像一种无公害的“绿色幽默”，你想吃也行，不想吃也行，吃下去也没什么害处；也像嚼口香糖，能放松心情就挺好，但也可以认真地去感受它，这样可能会有一点别的味道。
《东四十条》的英文片名Dance Still，出自饰演十条的钱赓在拍摄时梦到的这句“Dancing on the moon，still loving you”。大豆觉得，这更像一个谐音梗——Dance Still，东四十条。
如果你也被这个谐音梗逗笑，或许《东四十条》就是会“传染”你的那个哈欠。在生活和理想的缝隙里，打一个小小的哈欠；举高双手不一定是为了反抗什么，也可以是舒服地伸个懒腰。
一个“半永久导演”
今年春天，《东四十条》主创四人组——大豆、阿毛、钱赓和杨凯航（饰东四）都在愉快地“跑路（演）”，所以不用提桶。这种突如其来的冷笑话和灵机一动，包揽了他们聊天时80%以上的内容。
大豆对自己的最新定位是“一个半永久导演”，灵感来源于“韩式半永久纹眉”。这个“半永久”的期限是4年左右，之后就会褪色。《东四十条》2021年开机，到今年公映刚好是第四年，“之后我可能就是别的身份了”。
2021年某天，大豆和她的邻居阿毛——两个住在鼓楼的“北漂”——在胡同里散步，在路边看到一个告示：有人正在找丢失的宠物鹦鹉。这成了《东四十条》的剧情主线：两个鼓楼青年，看到了一张悬赏10万元的赛鸽走失告示，就这样找了一年。
大豆和阿毛都没有拍摄长片的经验，也没有齐全的设备，更没有多少钱和资源。但他们转念一想，小时候和朋友一起出门玩耍，也是先出发再想玩什么，于是，《东四十条》就这样“开玩”了。
（图/《东四十条》）
定下剧情主线后，他们还是照常在鼓楼的胡同间穿梭，四处打探有没有想拍电影的人。直到秋风刮来来自上海的朋友贾世俊，世俊又带来刚买了摄影机的小迪，监制和摄影师就到手了。特能组局的大豆再找来两个朋友当演员，总计6人的主创团队正式集结。
他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开机仪式：在贴着《长津湖》海报的胡同一角拍了大合照。那天，大豆在路上不慎踩中一坨狗屎，朋友断言：这事儿能成。
从2021年10月到2022年11月，《东四十条》拍了整整一年。但满打满算的话，其实电影只拍了7天，算上补拍就13天。
和紧凑的拍摄时间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漫长的筹备时间。《东四十条》的剧本是一边拍一边写的，一共有近50页，但一场戏份就可以写上两个月。判定剧本能否通过的准则很简单：如果有一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以保留；否则就删掉。
第一场戏最先确定的剧情是“两个人在聊天，但说的都是废话”，那在什么场景下说废话更好笑？大豆和阿毛想着，北京胡同里的厕所实在太多了，方圆50米以内至少一个，让演员对着厕所说废话挺好。“结果写着写着发现另一个人太想接话了，那不太行”，于是干脆设计为互不搭话。
最终的呈现效果是：两个人坐在厕所对面的椅子上沉默地喝着北冰洋汽水，看着一头骑着共享单车的“熊”停在他们面前，然后熊去上厕所。
（图/《东四十条》）
扮演熊的演员是大豆在街上偶遇的，对方的微信头像、表情包和朋友圈全部和熊有关，也从不脱下那一身熊玩偶服。一年后，大豆找对方补拍一些镜头，对方拒绝了，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扮熊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去生活了。”
“戈多明天准来”
路演这么多场下来，大豆和阿毛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电影灵感来源是不是《濑户内海》？
他们的回答是：确切来说，只有片名的取法参考了《濑户内海》。《濑户内海》其实与日本的濑户内海无关，反映的是一个叫濑户的高中生和他的同学内海之间的琐碎日常。《东四十条》的两个主角分别叫东四、十条，合起来就是“东四十条”——这条曾经的北京胡同，现在被扩建成了大马路。
一开始，他们想过取名为《北京散步》，因为《东四十条》所表现的散步的流动感和日本电影《转转》更贴近。《转转》改编自藤田宜永的《东京散步》，在片中，三浦友和饰演的福原爱一郎硬拉着小田切让饰演的竹村文哉，陪他漫步东京街头。
（图/《转转》）
片子还差点取名为《等待鸽多》，毕竟故事主线就是寻找赛鸽。最后定下《东四十条》，是因为他们都对地名更有感觉，“它（片名）如果是一个地名，能赋予这个地名更多情绪和时代感”。
奇妙的是，2024年，北京的街头巷尾兴起新的涂鸦文字——“戈多明天准来”。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诞生的，但这句话却像疯长的野草般填满一条条胡同。
主创团队结成后，进行了一次试拍。大豆记得很清楚，拍完第二天就下雪了，那天是2021年11月3日，“北京通常不会这么早下雪，树上的叶子才刚刚变黄，那一年真的挺奇怪”。
某种程度来说，《东四十条》是一部从试拍就“踩了狗屎运”的电影，在一个恰好的时间段，所有人、事、物奇妙地融为一体。“其实缘分老天一直在给的，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值得拍的东西。我们就是老天给了什么，都觉得这个东西挺值得放进来，所以导致中间出现了很多天意。”
监制贾世俊人不在北京，但时常心系剧组。抱着总要为朋友做些什么的想法，他们发掘了贾世俊的“特异功能”：烧香特别厉害。出于工作原因，贾世俊全国各地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如果碰上拍摄日，他就会到寺庙去烧香。
有一次，开拍之后特别不顺利：到了原定场景，发现那里正在建围栏，无法进行拍摄。过了一会儿，突然就顺了，也换到了更好的场地。之后，主创们收到贾世俊的信息，说他起晚了，刚刚才给大家烧了香。
在大豆和阿毛看来，如果“自我意识太强”，可能就会和“缘分”失之交臂。“来了一样东西，如果觉得可以就可以了，而不是说还想再看看别的。”大豆推荐了《臣服实验》这本书，它带来的启示是：有一样事情来到身边，就算不情愿，但可以“臣服”地去尝试，看看这个契机能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事实上，在缘分降临的瞬间，他们两个更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戈多”。为了规避胡同的杂乱布局，尽量让画面显得美观，电影采用了少见的4∶3画幅，可以极大程度地简化背景；每个剧组成员都身兼数职，道具也得物尽其用，参考电影大师们导演首部作品的经验心得，“抠抠搜搜”“坑蒙拐骗”地拍完整部电影。
（图/《东四十条》）
回到这部主打“能拍就拍，拍不完也无所谓”的电影的起点，也就是大豆和阿毛看到那张走失鹦鹉告示的那天，阿毛说要找一只在天上飞的鸟太不切实际了，大豆则说：“这是鼓楼，就应该有人去干这种不切实际的事！”
人生卡卡
“所有人赚到了钱就会离开鼓楼。”
“但我们没赚到钱也离开了。”
“可能要离开鼓楼才能赚到钱吧。”
这是在广州路演场结束后，大豆和朋友的一段对话。
现在，除了大豆，其他人都搬离了鼓楼。阿毛的出租屋在一场暴雨过后真塌房了，因为那里属于文物保护单位，要走很多流程，修复至少需要一年；杨凯航的老板跑路了，公司爆雷，他不知道下一步去哪儿；钱赓本就不是鼓楼居民，他住在百子湾那一带。
大豆也即将撤退。今年，她打算和对象一起，二人一狗一鸟去全国各地旅居。鼓楼房租还是太贵了，在北京郊区找个房子存放东西就挺好，也够自由。
创作完一部反映“卡住的人生”的电影，大家似乎卡着进入了下一个人生阶段。钱赓说他们现在是“卡拉马利联盟”，又卡又拉——卡在电影宣发的奔波途中，与此同时身体状况变“拉”了。
（图/《东四十条》）
《卡拉马利联盟》是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作品，考里斯马基也是影响他们最多的导演。《东四十条》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波希米亚生活》的北京鼓楼版，后者讲的是在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几个住在低档住宅区、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的故事。
十几年前，钱赓刚来到北京时，也住在鼓楼附近。鼓楼那时已经成为中国街头文化基地、青年文化的起源地标，被外国人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
“拍完电影之后，它在我们心目中可能会更私人化一些。很多本地人会觉得鼓楼只是一个建筑，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建筑。”钱赓说。
“鼓楼是一个社会结构，所有进入这个结构的人，都要把鼓楼之外的身份抛弃了。有什么名气，在鼓楼是不成立的，鼓楼只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意思。”这是大豆和阿毛的回答。
在别的地方，当人们谈论理想时，它可能真的只是一个“想法”，和现实生活分得很开；但是鼓楼人和你谈理想，他要聊的就是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理想在此时成为一个实践对象。
关于《东四十条》最能展示“鼓楼理想”的部分，阿毛很快说出了答案：“十条经常和东四讲自己做的艺术，其实东四是听不懂的。虽然听不懂，但他依然觉得‘这真是太好了，我很支持你，也为你高兴’。这一点就很鼓楼。”
（图/《东四十条》）
10年前，刚毕业的大豆还是个“被卡住的人”，无意间看了《独自等待》这部电影。一群在北京逐梦的年轻人，过得一点儿都不顺利，却总是提着一股劲儿，这给了她很大能量。后来的某一天，在鼓楼附近的河边，她看到有一艘假船，有人支起了屏幕正在播放《独自等待》。
等《东四十条》上线流媒体后，他们计划在某个深夜时分拿一部投影仪，把电影画面投放到胡同的墙面上，路过的人都可以停下来看看这个故事。
公映版《东四十条》时长93分钟，比平遥影展版多了3分钟。老有观众以为是删减了内容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才出现了两个不同时长的版本。
其实原因很简单：拍摄时用的摄像机帧率为每秒25帧，但他们不知道部分地区的电影院无法支持这么高帧率的影片，只能放24帧影片。于是，他们把片子转码成每秒24帧的通用版本，内容没有任何变化，但电影整体多了3分钟。
这凭空多出来的3分钟人生，冥冥中对应了电影里的台词：“鼓楼人的青春只是比外面的人延长了几年，迟早也是会结束的。”
电影会播完，青春会散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再多等一等，说不定下一个明天，就是“戈多准来”的那天。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682期原标题：《在生活被卡住的时候，相信“戈多明天准来”》